(本文為參加2014年性別與健康研討會的研究論文)
陽明大學科技與社會研究所 碩士生 陳鈺萍
摘要
本文從作者個人家族史出發，一個在家裡出生的女孩，日後卻在醫院中成為接生的產科醫師，帶出助產士的興衰，與婦產科醫師成為接生者的必然。
藉由產科學教科書的分析，作者臨床執行生產技術的經驗，與自己生產經驗的斷裂，討論「生產技術」在接生者改變後造成的轉變。而這當中，生產的主體—產婦，卻成為技術執行中的客體，被監視、控制。
父權體制下建置的西式產科學，我們有沒有打破規則的自由，用不同的方式來建構，讓接生者與生產技術再度翻轉？助產士與婦產科醫師的關係，近年來總是因為性別的關係，而落入意氣之爭，處於競爭的狀態，讓人忘記一開始兩者可是合作關係呢！科技與社會是交互作用互相滲透的。哈定(Harding，1986)提醒我們性別與科學研究的焦點，已經從所謂「科學裡的女人問題」(the women question in science)擴展到「女性主義裡的科學問題」(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生產」這件專屬於女人的事，更須要由女人的位置來發聲、來提問，去質疑男性建立起的西式產科學，並非客觀中立。如果當代，女性婦產科醫師比例提高，能否造成產科學的革命，進而發展出更貼近女性生產經驗的產科學？
關鍵字：生產技術、助產士、性別、人性化生產
壹、在家由助產士接生的小女孩
2011年，魏德聖導演繼重啟國片風潮的「海角七號」之後，「賽德克‧巴萊」上演，又再度掀起國片旋風，也讓「霧社事件」這段歷史，再度被大家討論。霧社，是我的出生地。幫我母親接生，讓我平安來到這世上的助產士潘美信，正是片中高山初子(徐若瑄飾)的媳婦，也就是花崗二郎的遺腹子—花岡初男(光復後改名高光華)的妻子。在霧社事件之後，日人為了監控和駕馭霧社事件的遺生者，將他們「強行移居」至川中島。
初子因即將臨盆，因此得免被徵調，大約來到川中島一星期左右，即5月12日，初子肚子陣痛的次數越來越多，這是即將生產的徵兆，但她的母親一大早即出去工作，初子一個人無助地在家中待產，中午時母親回來了，因為此地沒有助產婦，所以只有在母親的幫忙下生了一個全身發紫的男嬰，母親緊急在嬰兒的背部拍打數次，總算平安地把性命救了回來，產後初子因大量出血，駐在所的日警把眉原診療所的井上伊之助公醫緊速請來為初子診療。井上公醫發覺初子在生產時胎盤並未全部剝落，才導致血流不止，於是緊急進行胎盤剝離，如此初子才保住了性命。正因為井上伊之助公醫的救命之恩，初子一輩子都沒有忘懷井上公醫的大恩大德，後來，初子在井上伊之助悲天憫人的精神感召下，投入助產婦之培訓養成，成了一名助產婦之後，她全心全力從事山地助產婦的工作，一輩子為原住民族人的生產和生命傳承奉獻心力。
《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相及花岡初子的故事》[1]
霧社事件發生於西元1930年。日本自1895年起殖民台灣，即開啟了助產士的正式訓練與證照制度。日本在五十年的殖民時期，培養了二千名的新式產婆，並漸漸淘汰以經驗為主的傳統產婆。1925年，台灣地區即有四分之一的嬰兒由合格的助產士接生。到了日治時期結束，台灣應有五分之三以上的分娩，由助產士接生，醫師的接生率僅達3%。[2]從高山初子生產的故事中，可以看到，在沒有助產士的地方，母親(或是家族中有生產經驗的女性)是接生的最佳人選。但是遇到像「產後出血」這個到現在依然是造成產婦死亡最大原因的情況時，還是請來醫師幫忙，救回一命。「生產」，對產婦與寶寶來說，無論在哪個年代，都是生命中非常獨特的時刻。
潘美信與高光華結婚後，為了能為山地的醫護工作盡棉薄之力，考進台中高級護理學校就學，畢業後又考取護士及助產士執照，為原住民族人的健康奉獻所學(鄧相揚，2000)。潘美信就讀台中高級護理學校已是國民政府時代。國民政府在中國大陸於1943年所制定的助產士法，於1949年在台灣公佈實施，明令「接生」為助產士業務，比日治時期的「台灣產婆規則」更清楚地說明了助產士的工作範圍。其餘包括異常時得延請醫師的法令規定，則與日治時期無異。教育上則從學徒式的助產教育(附設於醫院體制下訓練)，變成更正式的職業教育(成立助產學校)。1956年以前，全省有四所護理助產學校提供助產教育，須要激烈競爭才能考上(吳嘉苓，2000)。高山初子與潘美信婆媳二人，正好代表著日治時期與國民政府時期兩種體制下產生的助產士。
我不是賽德克族人，爺爺是清境農場獸醫的緣故，是住在霧社的漢人。我問媽媽，當初怎會決定在家生產？媽媽說當時覺得懷孕生產只是「正常」的生理過程，不需要進醫院。那時，全霧社的小孩都是在美信阿姨的手中出生的，媽媽對她的接生技巧非常信任。我在1974年出生，1966年到1982年，專業助產士在全省偏遠地區共成立了306間助產所。在最盛期的1970年，206間接受政府補助的助產所共接生了一萬六千名嬰兒，占當時嬰兒比率的4%(吳嘉苓，2000)。美信阿姨大概沒想過，這個由她接生的小女孩，長大後成了一個婦產科醫師，也在幫人接生。接生為何會從以助產士為主，轉變至今全落在醫師的身上？西式產科學發展出來的知識系統與助產士的不同嗎？本篇報告將用文獻分析與自述的方式，來討論「生產技術」成為女性科技研究的可能性。
貳、產科醫師=生產的專家？
家中三個小孩，只有我是在家裡由助產士接生。六個月大時，爸爸媽媽帶著我從霧社搬到台中縣，爸爸開店作生意，兩個妹妹後來都是在豐原的醫院出生。媽媽說，雖然是到醫院生產，但是接生者是助產士並不是醫師，醫師如果出現，就表示生產有問題，可不是件好事，而且媽媽因為不好意思給男醫師看，找的是女醫師。大妹胎位不正，還是陰道生產，媽媽說生產當時並沒有因為胎位不正遇到困難，不過有預先準備好點滴，做好生不下來馬上開刀的準備，醫師也一直在旁待命。生小妹時，胎盤久久下不來，助產士通知醫師來處理，當媽媽聽到要叫醫師來時，擔心了起來。還好在醫師處理下，胎盤順利娩出，鬆了一口氣。媽媽在醫院生產的時候，助產士在醫院是可以獨立接生的。
日治時期殖民政府由上而下的教育、證照制度以及工具規範等等，直接界定了「正常--助產士/異常--醫師」的分工方式，國民政府來台所帶動的新的醫師人員生態，引發了西醫的危機感，間接影響原先助產士與醫師之間的分工形式。台灣助產士一直到1970年代才開始走下坡。1972年，台灣有史以來第一次醫生接生嬰兒比例超過助產士。在1990年代助產士更面臨到「滅亡」的危機。西醫在修改醫師法的過程中，逐漸邊緣化助產士(吳嘉苓，2000)。
一、住院醫師
1999年，我開始在醫學中心接受婦產科住院醫師的訓練。醫院對於產科的訓練，集中在住院醫師第一年，後半年，剛好遇到西元2000年的龍年。當時不但生產數暴增，產科併發症更是屢見不鮮，我常說：「太瘋狂了，能生的、不能生的，都生了！」這麼說，對神聖的生命很不敬，但因為大家搶著生龍子龍女，很多不適合懷孕的人(可能有子宮的問題、或其他內科的疾病)，真的是「拼了命」在懷孕的。也因為三天兩頭就得處理外院轉來的併發症，所有教科書上提到的問題幾乎都遇到了，好紮實的訓練。
產科的聖經教科書是威廉產科學(Williams Obstetrics)，從見習醫師的產科學習開始，就是以此書為本。一如孔恩(1962)所說，為科學社群所接受的教科書，成為某一時期的學者公認的聖經，因為它們隱約為其研究領域界定了合宜的問題，及解決的方法，使後世的人得以遵循。[3]醫學教科書也是如此，雖然大約5年就會改版一次，但是所有的技術與方法，都是書上怎麼寫，我們就怎麼做，這樣的「典範」就這樣不斷的被精煉。
醫院早期，仍是如同日治時期一般，助產士接生正常分娩，異常情況才請醫師處理的狀況。但是在醫師人數增加，須要更多實習機會，也須要擴大工作內容時，就會積極爭取接生自然分娩。同時，醫師與護士/助產士原來的位階高低，也使得住院醫師提出要求時，能馬上得到院方回應，而這改變，也使得醫院的人力配置，有了重大變化。原來產房的護理人員，須要有助產士的執照，但是醫生執行所有接生工作以後，只有護理執照也可以進入產房工作。到了1992年，各公立醫院原訂有助產士的編制，也遭到取消(吳嘉苓，2000)。所以1999年開始接受產科訓練的我，已不知助產士在哪裡，甚至認為這是一種跟「車掌小姐」[4]一樣，消失的行業，當時覺得醫師執行所有的生產是理所當然。
1950年代時，所有婦產科的醫學生都受過助產士的訓練；雖然他們在課堂上是聽婦產科醫師授課，但如果沒有臨床實習也沒有意義。因此，在一些教學醫院，產科的醫學生往往會搭配一位助產士老師，並跟著她到當地學習實際的接生技巧，事實上，很少人知道所有的婦產科醫師都曾經接受過助產士的訓練。
《呼叫助產士》，[5]頁40
Worth曾是助產士，在讀了泰瑞‧柯茨在《助產士雜誌》發表的〈助產士在文學上的印象〉一文，有感於助產士這麼重要的職業卻始終是被遮掩在產房門後的一抹陰影，決定提筆寫作。《呼叫助產士》出版之後，在英國造成轟動，英國廣播公司(BBC)改編的影集，每個周日晚上吸引超過一千萬名英國民眾守在電視旁觀看(黃于玲，2013)。[6]助產士在英國並未消失，Worth這段提的雖然是1950年代的英國，在台灣還是有類似的情形。住院醫師訓練過程，生產技術流程，可以讀熟教科書，但是一項「技術」的熟練，總是要在「實作」中完成的。以前學長姊們總會提醒我們這些初生之犢，跟產房護理人員好好相處、好好學習。主治醫師不可能隨時待在產房，他們通常是在產婦快生時才出現。雖然產房會配一位總醫師，但這位總醫師也常常要身兼數職。更何況在無數個值班的夜晚，護理人員是工作上的好夥伴、好老師。雖然當時產房護理人員並不一定具有助產士的資格，但是產房在醫院中算是「急護單位」，每個護理人員都身懷絕技，無論是內診判斷胎頭位置、胎兒監視器的判讀、產程的判斷與處置等等，都難不倒她們。
停頓八年之久的助產教育，終於在輔英技術學院於1999年增設助產系，而有了新血輪。對於助產教育的師資問題，教育部也正式核准台北護理學院於2000年辦理助產研究所(吳嘉苓，2000)。當時，產房有一位助產研究所來的學生，從她口中，我第一次聽到「人性化生產」[7]的觀念。當時，她說的這些觀念，並不為產科醫師所接受。有前輩醫師說：「到醫院生產，不打點滴、不剪會陰、不裝胎兒監視器，為什麼不在家裡生就好了呢？」我還附和稱是呢！讓我們翻開威廉產科學第13章引導正常生產(Conduct of Normal Labor and
Delivery)[8]，光是次標題就出現四次「處置(management)」，整章內容更是不斷出現「監視(monitoring)」、「監控(surveillance)」等字眼，處在這樣的典範中，理所當然的認為即便是「正常」的生產，仍然需要密切的監控。在生產記錄上，「經陰道自然生產」的英文縮寫為NSD(normal spontaneous delivery)。有一次，一位資深的主治醫師要另一位住院醫師紀錄上不能寫NSD，因為寶寶是用真空吸引出生的，讓我重新思考 「正常(normal)」與「自然(spontaneous)」[9]的意義。
二、新手媽媽
2002年，住院醫師第四年，我懷了第一胎。懷孕的過程中，對於生產的方式有兩個堅持：自然產與不用減痛分娩。我覺得這是一直以來人類的生存方式，沒道理用剖腹的方法把孩子抱出來，也覺得抑制了產痛一定會抑制了其他不該抑制的生理機制(尤其是看過一些接受減痛分娩的媽媽生出軟趴趴的寶寶之後，並不想有一絲一毫的冒險)。快生產時還在SARS風暴中，當時大醫院的生產數一落千丈，因為大醫院是SARS患者的後送與治療單位，產婦們可不想冒這風險。領有助產士執照的阿姨[10]特別打電話來關心：「在大醫院好危險，阿姨去你家幫你生好嗎？」仍在西式產科學典範中的我，還是覺得在醫院生產，才是能放心的地方，所以儘管阿姨說要來幫我接生，還是決定在受訓的醫院，產下第一胎。灌腸、點滴、胎兒監視器這些生產「常規」當然照單全收。在產前，曾與接生的學長討論過要不要剪會陰這件事，學長也說尊重我的決定。威廉產科學在「會陰切開術」的段落引用了Eason 與 Feldman(2000)的研究報告，指出不該常規使用。但是在這段落中的最後一句話「最終原則是外科手術判斷與常識是無可取代的(The final rule is that there is no substitute for surgical judgment
and common sense.)」，保留了醫師決定要不要剪的自主權。「初產婦不剪會陰將裂得亂七八糟」已是深植於腦海中的觀念，所以我跟接生的學長說，還是剪吧！
從子宮頸全開到寶寶出生是第二產程，對初產婦來說平均是50分鐘，經產婦則是20分鐘。如果第二產程超過2小時，就算產程遲滯，符合剖腹產的適應症，我的第二產程超過兩小時。我永遠記得，當班的護理同事說：「可能下不來喔，[11]你開始NPO(禁食)吧！」，當時心中複雜的情緒，有不甘、有無助、有氣憤。同事暗示產程進展不佳，要有剖腹產的準備，在那個當下，一陣陣的痛襲來，腦子卻是異常清醒，「一定可以的，加油！」我這麼跟自己說。
最後，同事讓我進接生室用力[12]，一段時間之後，學長進來，問說用真空吸引器帶一下好不好？老實說，在那個當下，哪有什麼好不好，學長說什麼就是什麼了，我不認為自己有能力衡量。總算是順利生下寶寶，開啟了為人母的新身份。生產後，腰痛了9個月，躺下去爬不起來，過馬路時看到綠燈邁不開腳步，我想，是神經受壓迫缺氧了一段時間受損的緣故。
三、主治醫師
孩子出生在2003年五月底，六月底剛好是住院醫師訓練結束。醫師沒有勞基法保障，所以沒有產假，得用所有的事假、病假來湊足一個月，才能坐月子，就更不用說「育嬰假」這種不可能有的選項了。日前看到週產期醫學會理事長在會訊上提到「近年來每年加入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學生只有20多位，80%以上都是女性，除了對產科興趣缺缺以外，結婚之後更是不可能做產科，所以產科醫師面臨嚴重的斷層問題。」[13]這樣的話，從住院醫師時期就常聽到，這種父權式的想法，在當今女醫師比例增加的趨勢中，應該要有所改變。我不認為女醫師對產科都興趣缺缺，也不能把產科醫師面臨嚴重斷層的問題就這麼粗魯的歸因到「80%以上都是女性」上頭。如果這個體制能給女醫師更多的空間與彈性，女醫師對產科應該比男醫師會有更大的熱誠。
當年深知留在醫院，對於自己理想「母職」的發揮很不利，所以選擇從大醫院離開，到診所工作，開始有了自己產檢的孕婦。有過生產經驗之後，看待生產的方式不同了，雖然還是在「西式產科學」這樣典範的盒子裡，我覺得這時期察覺到了些「異常現象」。孔恩(1962)認為異常現象是相對於典範所提供的期望而言的，根據典範我們知道正常的狀況該是什麼，若不符合期望，就是異常。典範愈精確，涵蓋面愈廣，則它愈能提供偵測到異常現象的機會----這時往往是典範變遷的契機。[14]我開始調整一些在住院醫師時期學到的生產技巧，也在一次次接生經驗中學習。2004年刊載在當代婦產科學(Contemporary OB/GYN)的〈預防生產時外陰部裂傷(Preventing
perineal lacerations during labor)〉一文，[15]給我很大的影響與力量。文中提到"super crowning"的觀念，可以減少外陰部的裂傷，減少會陰切開術(episiotomy)的使用。"crowning"指的是胎頭降至陰道口，撐開外陰道組織的時候。通常在這個時候，我們就覺得是把寶寶生出來的時機，如果要剪開會陰，也會在這個時候。作者建議這時不要急著將寶寶生出來，再等2至3次的收縮，寶寶會在沒幾乎不造成裂傷的情況下產出，當然也不需要剪開會陰。當我把這項技術運用在臨床上時，真是對造物者的神奇感到敬畏，陰道口在這2至3次的收縮當中變得更薄更滑溜，孩子就這麼優雅地滑了出來，媽媽們的陰道也幾乎沒有裂傷。
有一位產婦，第一胎不是我接生的，當時延伸至肛門的嚴重裂傷，讓她好長一段時間大小便都不舒服，當然，她不好意思把這件事跟幫他接生的男醫師抱怨。第二胎待產時，她告訴護理人員，第一胎的經驗讓她非常害怕，不知如何是好。護理人員告訴她：「你放心，陳醫師會盡量保護好你的外陰部，不讓你受傷。」我做到了，她外陰部沒有傷口，也不需要縫合，產後大小便都沒有問題，第二天查房時，她不斷對我表達她的感謝，那輕鬆無負擔的笑容，就已經是我得到最大的回報，雖然這是幫經產婦接生的優勢(通常第二胎陰道比較不容易有裂傷)，但是我還是很開心。
對於兩位來自加拿大的助產士，吳震春回憶道：
他們都在英國訓練的，英國的接生也都是助產士，醫生站在旁邊，所以他們都很厲害很會接生。……很會保護會陰，平常都不會裂傷，因為如果是初產婦，平常陰部會裂傷，特別是如果趕快讓他出來的時候就會裂傷。他們都保護的很好，都不會裂傷。……就是很英國式，就是很慢、很慢(讓)嬰兒頭出來。
外國助產士們通常都能將接生的事情做得很好，所以只有偶而發生產婦會陰破裂的時後，需要吳震春去幫忙縫合，這些「姑娘們」可以說在產科方面都可以獨當一面。
《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發展史》，頁26
他們都在英國訓練的，英國的接生也都是助產士，醫生站在旁邊，所以他們都很厲害很會接生。……很會保護會陰，平常都不會裂傷，因為如果是初產婦，平常陰部會裂傷，特別是如果趕快讓他出來的時候就會裂傷。他們都保護的很好，都不會裂傷。……就是很英國式，就是很慢、很慢(讓)嬰兒頭出來。
外國助產士們通常都能將接生的事情做得很好，所以只有偶而發生產婦會陰破裂的時後，需要吳震春去幫忙縫合，這些「姑娘們」可以說在產科方面都可以獨當一面。
《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發展史》，頁26
這段是婦產科界老前輩吳震春，回想當年馬偕醫院只有他一個婦產科醫師時，外國助產士接生的情況。看到這個段落時，我不斷反省自己，當時外國助產士們掌握的，是怎樣的接生技巧？只要「慢」，就連初產婦也可以沒有裂傷，那產科醫師學不會嗎？一定要剪那一刀嗎？在凡事講求迅速、效率的現代，「等待」似乎快要從日常生活中消失，等不及也待不住。媽媽生我時，也是第一胎，也是助產士接生，我問媽媽：「有沒有裂傷？有沒有縫？」媽媽說：「沒有啊！」
四、第二胎
懷第二胎的同時，遇到了行醫生涯兩個很大打擊。一個找我產檢的小媽媽(未婚，未滿二十歲)，在剖腹產後第一次下床時就突然失去了性命；[16]一個很熟的患者，哺餵母奶到孩子一歲多時，一直以為乳房的硬塊是乳腺不通，結果是乳癌末期。感嘆人生無常的同時，想要珍惜跟孩子相處的時間，所以決定孩子出生後就要辭去工作，專心陪伴他們。
懷孕後期，看到芭芭拉的《溫柔生產：充滿愛與能量的美妙誕生》[17]嚮往不已，書中強調身心靈合一的溫柔生產方式，跟冰冷的產科教科書呈現完全不同。那時，曾動過第二胎在家裡生的念頭，但遭到家人的反對，也找不到人來幫忙，結果還是回到我受訓的醫學中心生產。想當初要生第一胎時，因為SARS的關係，大家都說要來家裡幫我生，被我拒絕了；這會兒說要在家裡生，大家又說到醫院生才安全。由於產程太快(直入產房)，我來不及說我不要上點滴、來不及說我不要剪會陰、來不及……孩子就衝出來了，接生的學長差一點點就來不及接到寶寶。
坐完月子時，得知有一個「生產改革聯盟」在辦「二十一世紀台灣媽媽的生產夢想」徵文比賽，我以「婦產科醫師？媽媽！」為題參加了比賽，分享兩胎生產的經驗，得到優選。那次比賽獎品有《亞細亞的新身體》與《科技渴望社會》兩本書，我第一次知道有STS(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這門學科，也開始從不同的角度，反思一直以來受的醫學訓練，與實際的生產經驗有怎樣的斷裂與落差。
叁、斷裂，是反思的開始
經驗的斷裂對建制民族誌而言，代表著一個對世界認識重新提昇的契機。[18]建制民族誌是加拿大女性主義大師Dorothy E. Smith所創建。她相信所有的知識都是鑲嵌在特定社會位置的，承認並勇於否思，因自身位置而形成的觀看(認識世界的方式)是解構知識權力的起點。Smith用自己的生命經驗作學問，在面對眾多質疑下，提出自己獨特的研究取徑(王增勇，2012)。[19]從住院醫師訓練，到成為一個母親，再到幫人接生的產科醫師，漸漸體會到產科教科書中的「自然生產」一點兒也不自然，充滿父權體制對產婦的「控制」。Johnson(1997)認為父權體制並非靜態的，而是一個持續進展的過程，可以形塑與被形塑。既然我們參與父權體制，我們的行為便傾向依照父權體制的方式，但我們也有自由打破規則，用不同的方式來建構日常生活，這表示我們所選擇遵循的路徑，可以改變，也可以維繫父權體制。[20]體認到這樣斷裂的我，總是思考著，要如何改變？
2003年，康健雜誌52期〈台灣女人，你為什麼不生氣？〉一文指出台灣生產環境落後世界20年，剖腹產率高居世界第三，近乎100%的孕婦被灌腸、吊點滴、剪會陰，而且半數生產有藥物介入，生產標準程序幾乎完全違反世界衛生組織的建議，與世界潮流逆勢而行。台灣這麼多的醫療介入生產，有換來台灣母親和孩子的平安嗎？我不知道當時有多少女人生氣，但我知道很多產科醫師看了這篇文很生氣，因為那很像你一直照著工作守則，按部就班工作，卻突然被指責你都亂做一樣，產科醫師其實也很受傷。懷孕和生產所造成的獨特身體主體性，除了曾經或正在懷孕的人，都很難感同身受。既然絕大部分產科醫師是男人，產科就無法提供良好的臨床治療的基本條件。因此，醫師與孕婦的關係比起其他醫病關係，可能更有距離(Young，2005)。[21]這樣的距離，或許就造成了產科知識與實際生產經驗的落差。但是，如同Johnson說的，我們也有自由可以打破規則，用不同的方式來建構日常生活，雙方都別生氣，如何改變，讓雙方都開心呢？
2006年，美國婦產科醫學會在生產指引中建議限制使用會陰切開術(restricted use of episiotomy)，John Repke醫師說：「我們必需小心，不要誤入讓醫學中的任何一件事變成『常規』的陷阱。」目前23版的威廉產科學也用這個2006年的指引，建議限制使用會陰切開術。當然，改變的不只這些，還包括生產的姿勢、常規靜脈注射等等，在23版的威廉產科學都有改變。
2009年，世界衛生組織與聯合國兒童基金會(WHO/UNICEF)提出的母嬰親善醫院倡議(BFHI)再版，強調生產方式影響日後母乳哺餵順利與否，所以在原本的十大措施之外提出第十一項母親友善(mother-friendly)生產措施，當中強調生產時能由母親選擇的人陪伴、生產時母親可以自由活動並可選擇自己喜歡的姿勢、生產時母親可以自由喝水和進食、避免不必要(常規)的醫療介入，提供非藥物的減痛方法等等。我知道目前有些醫療院所的醫師，已採用這樣的生產方式，讓媽媽與寶寶即使在醫院，也能享有溫柔與人性化、低醫療介入的生產方式，但是為數並不多。不過，改變總是一點一滴累積的，很難一蹴即成的，不是嗎？
肆、性別化的產科學
至於其他部落的孕婦，沒有好茶、阿禮兩部落那樣輕鬆。有身孕仍然上山做粗工，背東西回家，與其他無懷孕的女人無差別。甚至如果自己接生或在田裡生產，這是她莫大的光榮，她的勇敢會在部落傳開，會特別設宴邀請親友分享她們的喜悅。[22]
生產，也可以自己來的。外婆說過她們的年代，在田裡工作到生小孩，自己接生的情況並不罕見。在各種前現代社會中，女性的生育、還有不少關於女性身體與病痛的照顧，常是由女性本身來掌握(傅大為，2005)。關於生育，西方最有名的就是關於「gossip」的說法：它指的是年長而有接生經驗與知識的婦女小團體，常以經驗豐富的產婆為中心，在鄰近的婦女生育時，圍繞著她而進行照顧的醫療/儀式圈子。但是這種gossip，在西方近代醫學崛起(配合純男性的醫學教育)、男性助產士與男姓婦產科醫師大幅發展後，就逐漸被擠壓到邊緣，於是產婆逐漸消失，而女性身體的照顧與醫療，也開始由男醫師來全面接管，而gossip一詞，反而演變成女性閒聊小道消息的通俗意義，相當諷刺(傅大為，2005)。傅大為在《亞細亞的新身體》中〈近代婦產科的興起與產婆的故事〉一章，詳細討論類似的大轉換，也在二十世紀的台灣醫療史中進行。那麼，在二十一世紀，性別主流化的浪潮中，有沒有再度翻轉的可能？
誰是最合適接生者？Woth在《呼叫助產士》中提到，近年來，大多數父親會在分娩的過程陪同妻子，並參與接生。但這是最近才開始流行的趨勢，據我所知，歷史上從不曾聽過有這種事。尤其在1950年代，這種想法肯定會嚇壞很多人。接生始終被認為是女人的工作，即使醫生也不能在場(十九世紀末以前，全是男醫生)，直到人們認可產科學為醫學領域的一門學科後，男人才開始參與接生的工作。[23]對比於以往出生死亡都是生命事件，都是在家中，現代大部分的人出生、死亡都在醫院。如果醫療化無可避免，是否可以試著拆解這當中父權結構的部分，讓女性重新賦權。生產的主體，是產婦，不是接生者。
如果週產期醫學會理事長在會訊上提到「近年來每年加入婦產科住院醫師訓練的醫學生只有20多位，80%以上都是女性」為真，姑且不論醫師人數減少、內外婦兒「四大皆空」這個複雜的問題，一門學科如果變成「性別容納式的科學」 (gender-inclusive science)，會不會很不一樣？傅大為(2005)提到，在1950年代，即使是女婦產科醫師開業，也常常需要請產婆來幫忙。但是，她們與產婆的關係，與男醫師與產婆的關係，自然不同。正因為是女醫師---特別是女婦產科醫師太受歡迎、太忙，而接生之事也特別需要時間，所以更需要產婆的連繫與幫忙。在這層意義下，從日治到戰後，在結構上都發展緩慢的女婦產科醫師，不可能有一天取代產婆，但是男婦產科醫師的情況就不一樣了；他們的發展，隱隱指向了三、四十年後的取代。
助產士與婦產科醫師的關係，近年來總是因為性別的關係，而落入意氣之爭，處於競爭的狀態。不要忘記，一開始兩者可是合作關係呢！科技與社會是交互作用互相滲透的。哈定(Harding，1986)指出，性別與科學研究的焦點，已經從所謂「科學裡的女人問題」(the women question in science)擴展到「女性主義裡的科學問題」(the science question in feminism)。如果我們著眼於「女人問題」會陷入將焦點放在女人身上，而忽略科學本身是否存有問題這樣的陷阱之中。[24]「生產」這件專屬於女人的事，更須要由女人的位置來發聲、來提問，去質疑男性建立起的產科學，並非客觀中立。如果當代，女婦產科醫師比例提高，能否造成產科學的革命，進而發展出更貼近女性生產經驗的產科學？
有一次，一個學長在山地醫療時遇到有一個開始陣痛的孕婦，他擔心了起來，考慮著要不要提早載她下山待產，因為他並沒有準備產包。我跟他開玩笑說：「沒有產包就不能接生嗎？趕快去燒開水。」那時，我更嚴肅地想著的是，當一個產科醫師，走出醫院就不知如何接生時，「他」真的了解生產是怎麼一回事嗎？同樣的問題，我也問我自己。
參考資料
鄧相揚 (2000)，風中緋櫻：霧社事件真像集花崗初子的故事。 台北：玉山社。
陳怡霈、蔡篤堅(2005)，《馬偕紀念醫院婦產部發展史》
珍妮佛‧沃斯(Jennifer Worth)著，楊士堤譯 (2013)，《呼叫助產士》。台北：商周。
孔恩(Thomas S. Kuhn)著，程樹德等譯(1994)，《科學革命的結構》(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台北：遠流。
芭芭拉‧哈波(Barbara Harper)著，蔡永琪譯(2006)，《溫柔生產：充滿愛與能量的美妙誕生》。台北：新自然主義
Campbell, Marie & Frances Gregor著，王增勇等譯(2012)，《建制民族誌入門：為弱勢者畫權力地圖》，頁113。台北：群學。
亞倫‧強森(Allan Johnson)著，成令方等譯(2008)，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台北：群學。
艾莉斯‧馬利雍‧楊著，何定照(2006)譯，《像女孩那樣丟球：論女性身體經驗》。台北：商周。
傅大為(2005)，《亞細亞的新身體》。台北：群學
蔡麗玲、王秀雲、吳嘉苓(2012)，〈性別化的科學與科技〉，《性別向度與台灣社會》。台北：巨流。
吳嘉苓 (2000)，〈醫療專業、性別與國家：台灣助產士興衰的社會學分析〉，《台灣社會學研究》4:191-268
黃于玲(2013)，〈當助產士成了熱門影集主角〉，《科技、醫療與社會》，第16期。
《台灣週產期醫學會會訊》，2013年6月第201期。
Cunningham, Gary et.al(1997),
Williams Obstetrics, 21st
Edition, McGRAW-HILL, Medical Publishing Division
Cunningham, Gary et.al(1997),
Williams Obstetrics, 23st
Edition, McGRAW-HILL, Medical Publishing Division
Goldberg(2004), Jay and Carmen Sultana, “Preventing
perineal lacerations during labor”, Contemporary
OB/GYN, 49:9,pp.50-58
台灣原住民族歷史語言文化大辭典http://210.240.134.48/citing_content.asp?id=2220&keyword=%A5%A5%B0%FC
(檢索日期2013年6月30日)
[8] 這裡用的是我住院醫師時期所用的第21版威廉產科學，Cunningham, Gary et.al(1997), Williams
Obstetrics, 21st Edition, McGRAW-HILL, Medical Publishing
Division
[9] 我們常說的「自然產」，英文是"spontaneous
delivery"，在此，將"spontaneous"翻成「自然」無法表達出「自發」，就是產程是自然啟動，沒有施加藥物或外力的意思。但是因為在台灣大家很習慣用「自然產」來說陰道生產，所以我將兩者對應。
[15] Goldberg(2004),
Jay and Carmen Sultana, “Preventing perineal lacerations during labor”, Contemporary OB/GYN, 49:9,pp.50-58
[20] 亞倫‧強森(Allan Johnson)著，成令方等譯(2008)，性別打結：拆除父權違建(The Gender Knot: Unraveling our patriarchal
Legacy)，頁153，台北：群學。
[23]珍妮佛‧沃斯(Jennifer Worth)著，楊士堤譯
(2013)，《呼叫助產士》頁41。台北：商周。
沒有留言:
張貼留言